苏轼《戏子由》诵读茶座

宛丘先生身高如山丘，宛丘学舍低矮狭小如小舟。 平常低着头诵读经史，忽然伸腰被房顶碰着头。 斜风吹帷幕，雨水流脸上，旁人羞愧而先生无所谓。 宁可让饱死的侏儒嘲笑饥饿的东方朔，岂肯为了避雨而求侏儒优旃之助。 眼前之屋低陋而使家人争吵不安算得什么，要摆脱六情干扰须向宇宙神游。 你读书万卷而不读当今的法令，想辅佐君主，终于没有本领。 劝农使闹闹嚷嚷，像乱拥的乌云，你却靠齑菜盐巴打发日子，自甘贫困。 门前万事不放在心里，头虽长低而意气不屈。 我这位杭州通判没有任何功绩，高大雄丽的州府可插五丈大旗。 重重楼阁横空，雨声都听不清楚，屋多人少，只觉得凉风习习。 对贫困的百姓用刑，本是平生惭愧之事，可现在却不以为耻。 路上碰见阳虎式的人同我说话，明知他一派胡言，还只好点头称是。 身居高位而志气低下，还有什么用处，一生所重的气节，如今已所剩无几。 文章不过是雕虫小技，哪里值得效法，你我过去枉自以文章并称。 如今都衰老了成了无用之人，只好让人们去掂轻量重，随意品评。

子由：即苏轼弟弟苏辙，字子由。 宛丘：陈州的别称。因为苏辙任陈州州学教授，所以戏称“宛丘先生”。这两句言人长屋小，是夸张的说法。 屋打头：形容学舍不仅小，而且陋。 东方朔：汉时人。他曾对武帝说：“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栗、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饿欲死。”（《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这番话，是说身长九尺余的大个子不能和身长仅三尺余的小人同样待遇。 秦优：指秦始皇的歌童名叫旃的，是个侏儒。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天下着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淋着，优旃怜悯他们，跟他们说好：等一会我呼唤，你们应诺，我便有办法让你们休息。“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半相代”（《史记·滑稽列传》）。 勃溪：争吵。六凿：即六情：喜、怒、哀乐、爱、恶。《庄子·外物》：“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溪；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 律：指法律；术：谓治术。这两句诗是反语，剌当时朝廷重法轻儒。杜甫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苏轼亦未尝没有此志，不过以为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 劝农：指朝廷派遣到各地视察农田、水利、赋税、劳役的官吏。“冠盖如云”语出《汉书》。冠盖：官帽、车盖之类，原是官吏们的服用；以后便借此来指官吏。如云：言其盛多。 送老：犹如说养老。齑（jī），指腌菜，捣碎的姜、蒜、韭菜等。韩愈《送穷文》：“太学四年，朝齑暮盐”，极言学官生活之清苦。作者说“甘似蜜”，实有所剌，《乌台诗案》说“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所至苛细生事，发摘官吏，惟学官无吏责，辙为学官，故有是句”。 余杭：即杭州。作者这时任杭州通判，故自称“余杭别驾”。 旗旄（máo）：亦作“旂旄”。犛牛尾于杆首的旌旗，军将所建。此句言自己所居处富丽、宽大，仪仗盛陈，与“宛丘学舍小如舟”对照。以下诸句自嘲，亦处处与所戏者情况对照，一直到“气节消缩今无几”之对照“头虽长低气不屈”。 疲氓：指贫困的百姓。鞭箠（chuí）：两者都是刑具，这里泛指用刑。箠，短木棍，用棍子打，杖刑。这两句是倒置的，意谓对贫困的人用刑，是平生所耻的事，却不以为羞。 阳虎：即阳货，与孔子同时人，孔子所鄙视而不愿意与之见面的人。苏轼在这里实有所指，据《乌台诗案》，是说张靓、俞希旦——他们正作监司官，苏轼最不喜欢的人。 诺唯：有时也作“唯诺”，都是应辞，只说“是、是”而不表示见。 伎：同“妓”。扬雄说过：诗赋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杜甫诗：“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安足程：何足算，算得什么。程，计算。 衰老：愤慨语，这时作者三十六岁，他的弟弟三十三岁，正当壮年。

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