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及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诵读茶座

舜：姚姓，名重华。唐尧时耕于历山（在今山东济南东南，一说在今山西永济东南），“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尧帝使其人山林川泽，遇暴风雷雨，舜行不迷，于是传以天子之位。国名虞，史称虞舜。事迹见于《尚书·尧典》及《史记·五帝本纪》等。 发：兴起，这里指被任用。 畎亩：田亩，此处意为耕田。 傅说：殷商时为胥靡（一种刑徒），筑于傅险（又作傅岩，在今山西平陆东）。商王武丁欲兴殷，梦得圣人，名曰说，视群臣皆非，使人求于野，得傅说。见武丁，武丁曰：“是也。”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遂以傅险为姓，名为傅说。事迹见于《史记·殷本纪》等。 举：被选拔。 版筑：筑墙的时候在两块夹板中间放土，用杵捣土，使它坚实。筑，捣土用的杵。 胶鬲（gé）：商纣王大臣，与微子、箕子、王子比干同称贤人。 鱼盐：此处意为在海边捕鱼晒盐。《史记》称燕在渤碣之间，有鱼盐之饶；齐带山海，多鱼盐。 管夷吾：管仲，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家贫困。辅佐齐国公子纠，公子纠未能即位，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知其贤，释其囚，用以为相，尊称之为仲父。《史记·管晏列传》：“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士：狱官。 孙叔敖（áo）：蒍姓，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春秋时为楚国令尹（宰相）。本为“期思之鄙人”，期思在今河南固始，偏僻之地称为鄙。 海：海滨。 百里奚（xī）：又作百里傒。本为虞国大夫。晋国灭虞国，百里奚与虞国国君一起被俘至晋国。晋国嫁女于秦，百里奚被当作媵臣陪嫁到秦国。百里奚逃往楚国，行至宛（今河南南阳），为楚国边界之鄙人所执。秦穆公闻其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于是与之。时百里奚年已七十余，至秦，秦穆公亲释其囚，与语国事三日，大悦。授以国政，号称“五羖大夫”。史称秦穆公用百里奚、蹇叔、由余为政，“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事迹见于《史记·秦本纪》。 市：集市。 故：所以。 任：责任，担子。 是：代词，这，这些。 也：助词，用在前半句的末尾，表示停顿一下，后半句将要加以解说。 必：一定。 苦：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苦恼。 心志：意志。 劳：动词的使动用法，使……劳累。 饿：动词的使动用法，使……饥饿。 体肤：肌肤。 空乏：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穷困。 拂乱：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颠倒错乱。拂，违背，不顺。乱，错乱。 所为：所行。 所以：用来（通过那样的途径来……）。 动：动词的使动用法，使……惊动。 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坚韧。 曾益：增加。曾，通“增”。 能：才干。 恒：常常，总是。 过：犯错误。 然后：这样以后。 困于心：心中有困苦。 衡于虑：思虑堵塞。衡，通“横”，梗塞，指不顺。 作：奋起，指有所作为。 征于色：表现在脸色上。征，征验，征兆。色，颜面，面色。赵岐《孟子注》：“若屈原憔悴，渔父见而怪之。”《史记·屈原贾谊列传》：“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 ‘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发于声：流露在言谈中。赵岐《孟子注》：“若甯戚商歌，桓公异之。”甯戚，春秋时卫国人。家贫，为人挽车。至齐，喂牛于车下，齐桓公夜出迎客，甯戚见之，疾击其牛角而商歌。歌曰：“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齐桓公召与语，悦之，以为大夫。 而后喻：才能被人们了解。喻，知晓，明白。 入：动词活用作状语，在国内。 法家：有法度的世臣。 拂（bì）士：辅佐君主的贤士。拂，通“弼”，辅佐。 出：动词用作状语，在国外。 敌国：实力相当、足以抗衡的国家。 外患：来自国外的祸患。 恒：常常。 亡：灭亡。 生于忧患：忧患使人生存发展。 死于安乐：享受安乐使人萎靡死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选自《孟子·告子下》，是一篇论证严密、雄辩有力的说理散文。作者先列举六位经过贫困、挫折的磨炼而终于担当大任的人的事例，证明忧患可以激励人奋发有为，磨难可以促使人有新成就。接着，作者从一个人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的兴亡两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论证忧患则生、安乐则亡的道理。最后水到渠成，得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结论。全文采用列举历史事例和讲道理相结合的写法，逐层推论，使文章紧凑，论证缜密；此外，文章多用排比句和对仗句，即使语气错落有致，又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有力地增强了论辩的说服力。 　　文章开头，作者一连列举了六位古代圣贤在困难忧患中崛起的事例，来证明“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一著名论断。这个推理过程属于逻辑学上的归纳推理，即由前面六个特殊的事例，归纳出后面带普通意义的结论；又通过后面的结论，说明了前面六个人物所以成功的原因：艰苦的环境，一方面给人们以困苦、饥饿、贫困、疲乏、忧虑，每每就不如人意，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困难，坚定、振奋人们的意志，使人们在不断克服困难，求得生存的过程中增加了聪明才干。 　　然而道理在此还没有说完，上面只谈到，在人与客观环境这一对矛盾中，客观环境对人的触动，反过来，针对人的主观世界对此又是怎样做出反应，孟子接着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客观环境的困难和自身判断的失误，造成人在改造客观的过程中的错误，而他也就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教训，从而达到“能改”的境界——这个“能”，从语义上讲，不仅体现了人的愿望、决心，也体现了人的能力。他因为自身所遭遇的困难而忧虑、痛苦、困惑，造成内心的压抑，而他也就在不断冲破这些心理压抑的尝试中，活跃了自己的思维，激发了自己的创造力。 　　更重要的一点，人是有感情的，又是社会性的，他有痛苦，有忧虑，想发愤，想创造，必然表现在形色上，吐发在言辞中，期望得到理解与同情、启发与帮助。人就在这一切与忧患的斗争中，一方面求得了物质的生存可能，另一方面更求得了精神的生存，表现了他的活力、意志、情感、创造能力，一句话，表现了他“生”的价值。这，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全部含义。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里指出：“昌黎（韩愈）以‘是’、‘异’二字论文，然二者仍须合一。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若不‘是’之‘异’，则妄而已。”这种主张，实在起于孟子的影响。孟子在提出“生于忧患”这一“是”命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它的“异”命题： “死于安乐”。“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克己慎终。在外又没有敌国的抗衡、外寇的侵扰。如此安适的环境，首先带来的必然是精神的怠惰和意志的消沉。这是精神上的死亡。紧接着必然是物质上的死亡——“国恒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反一正，一是一异，相辅相成地说明了同一人生哲理的两面。既不使人因正面说教而感沉闷，又不为邀人眷顾而故发惊人之谈；既娓娓动听，又给人警策；既不庸，又不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在孟子也许只是为了给人以政治道德上的启迪。但作为一条具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其影响绝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道德上。特别是“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两句，直接导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造的一条极重要的美学原则的形成，这就是“发愤抒情”这一美学创作原则。这亦是千百年来，孟子此篇所以脍炙人口的原因。 　　在修辞上，此文也很有特色。《孟子》善用排比句，往往采用一连串结构相同的句式，对于同一论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千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万里不可阻挡的气势。孟子文之称雄辩，这类句式的采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配合归纳的推理方式，便采用了这种句式，一起首连举六位圣贤的成功事迹，从数量上给人以深刻印象，使人觉得“生于忧患”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接着又极力铺排艰难环境给人们带来的磨难，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历述圣贤面对艰难忧患的正确态度与处理方法，最终得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结论，很有说服力。 　　一般说来，铺陈排比的写法，固可造成宏大气势；若处理不当，也可致繁复拖沓之虞。其后的汉大赋，由于片面强调了这一特点，往往使人难以卒读。而孟子的这篇文章，虽通篇采用排比句式，却仍给人以行文简洁的印象。原因在于，孟子十分注意遣词用字，尽量扩充每一词语，尤其是动词的容量。以起首一段为例，共六句话，六个动词，包括一个“发”，五个“举”，既表现了人物由微贱趋向显达的运动过程，又暗示了人物身份：舜君子，是圣人，他的成功，固然因为尧的赏识，但主要靠的是他自身的才能与努力，故曰“发”；傅说等是臣，是贤人，他们的成功，固然因为自身的才能与努力，但主要靠的是明主的知遇，故曰“举”。 　　如同所有成就辉煌的文人学者一样，孟子的一生也是不甚得意的。此文写得如此出色，诚为“发愤抒情”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