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数:3414
我没见过我应该叫他“姥爷”的那个人。他死于我出生前的一次“镇反”之中。
小时候我偶尔听见他,听见“姥爷”这个词,觉得这个词后面相应地应该有一个人。“他在哪儿?”“他已经死了。”这个词于是相应地有了一个人形的空白。时至今日,这空白中仍填画不出具体的音容举止。因此我听说他就象听说非洲,就象听说海底或宇宙黑洞,甚至就象听说死;他只是一个概念,一团无从接近的虚缈的飘动。
但这虚缈并不是无。就象风,风是什么样子?是树的摇动,云的变幻,帽子被刮跑了,或者眼睛让尘沙迷住……因而,姥爷一直都在。任何事物都因言说而在,不过言说也可以是沉默。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亲的沉默,是她躲闪的目光和言谈中的警惕,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或者无奈中父亲的谎言。那人形的空白里必定藏着危险,否则为什么它一出现大家就都变得犹豫,沉闷,甚至惊慌?那危险,莫名但是确凿,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胁,所以我从不多问,听凭童年在那样一种风中长大成中国人的成熟。
但当有一天,母亲郑重地对我讲了姥爷的事,那风还是显得突然与猛烈。
那是我刚刚迈进十五岁的时候,早春的一个午后,母亲说:“太阳多好呀,咱们干吗不出去走走?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说了。”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猜到,那危险终于要露面了。满天的杨花垂垂挂挂,随风摇荡,果然,在那明媚的阳光中传来了那一声枪响。那枪声沉闷之极。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姥爷”一词从不出现,母亲只说“他”,不用解释我听得懂那是指谁。我不问,只是听。或者其实连听也没听,那枪声隐匿多年终于传进这个下午,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童年,在这一时刻漂流进一种叫作“历史”的东西里去了,永不复返。
母亲艰难地讲着,我惟默默地走路。母亲一定大感意外:这孩子怎么会这么镇静?我知道她必是这样想,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小心地摸索。我们走过几里长的郊区公路,车马稀疏,人声遥远,满天都是杨花,满地都是杨花的尸体。那时候别的花都还没开,田野一片旷然。
随后的若干年里,这个人,偶尔从亲戚们谨慎的叹息之中跳出来,在那空白里幽灵似地闪现,犹犹豫豫期期艾艾,更加云遮雾障面目难清——
“他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吧?别说他没想到,老家的人谁也没想到……”
“那年他让日本人抓了去,打得死去活来,这下大伙才知道他是个抗日的呀……”
“后来听说有人把他救了出去。没人知道去了哪儿。日本投降那年,有人说又看见他了,说他领着队伍进了城。我们跑到街上去看,可不是吗?他骑着高头大马跟几个军官走在队伍前头……”
“老人们早都说过,从小就看他是个人材,上学的时候门门儿功课都第一……可惜啦,他参加的是国民党,这国民党可把给他害了……”
“这个人呀,那可真叫是先知先觉!听说过他在村儿里办幼儿园的事吗?自己筹款弄了几间房,办幼儿园,办夜校,挨家挨户去请人家来上课,孩子们都去学唱歌,大人都得去识字,我还让他叫去给夜校讲过课呢……”
“有个算命的说过,这人就是忒能了,刚愎自用,惹下好些人,就怕日后要遭小人算计……”
“快解放时他的大儿子从外头回来,劝他快走,先到别的地方躲躲,躲过这阵子再说,他不听嘛……他说我又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共产党顺天意得民心那好嘛,我让位就是,可是你们记住,谁来了我也不跑。我为什么要跑?”
“后来其实没他什么事了,他去了北京,想着是弃政从商塌塌实实做生意去。可是,据说是他当年的一个属下,给他编造了好些个没影儿的事。唉,做人呀,什么时候也不能太得罪了人……”
“其实,只要躲过了那几天,他不会有什么大事,怎么说也不能有死罪……直到大祸临头他也没想到过他能有死罪……抓他的时候他说:行呵,我有什么罪就服什么刑去。”
这里面必定隐匿着一个故事,悲惨的,或者竟是滑稽的故事。但我没有兴致去考证。我不想去调查、去搜集他的行迹。从小我就不敢问这个故事,现在还是不敢——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故事有时候是必要的,有时候让人怀疑。故事难免为故事的要求所迫:动人心弦,感人泪下,起伏跌宕,总之它要的是引人入胜。结果呢,它仅仅是一个故事了。一些人真实的困苦变成了另一些人编织的愉快,一个时代的绝望与祈告,变成了另一个时代的潇洒的文字调遣,不能说这不正当,但其间总似拉开着一个巨大的空当,从中走漏了更要紧的东西。
不是更要紧的情节,也不是更要紧的道理,是更要紧的心情。
因此,不敢问,是这个隐匿的故事的要点。
“姥爷”这个词,留下来的不是故事,而是一个隐匿的故事,是我从童年到少年一直到青年的所有惧怕。我记得我从小就蹲在那片虚缈、飘动的人形空白下面,不敢抬头张望。所有童年的游戏里面都有它的阴影,所有的睡梦里都有它的嚣叫。我记得我一懂事便走在它的恐怖之中,所有少年的期待里面都有它在闪动,所有的憧憬之中都有它黑色的翅膀在扑打。阳光里总似潜伏着凄哀,晚风中总似飘荡着它的沉郁,飘荡着姥姥的心惊胆战,母亲的噤若寒蝉,奶奶和父亲的顾左右而言他,二姥姥不知所归的颤抖,乃至幼儿园里那两个老太太的慌张……因此,我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我怕它一旦成为故事就永远只是一个故事了。而那片虚缈的飘动未必是要求着一个具体的形象,未必是要求着情节,多么悲惨和荒诞的情节都不会有什么新意,它在要求祈祷。多少代人的迷茫与寻觅,仇恨与歧途,年轻与衰老,最终所能要求的都是:祈祷。
有一年我从电视中看见,一个懂得忏悔的人,走到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墓前,双腿下跪,我于是知道忏悔不应当只是一代人的心情。有一年,我又从电视中看见,一个懂得祈祷的人走到二战德国阵亡士兵的墓前默立哀悼,我于是看见了祈祷的全部方向。
姥姥给我留下的记忆很少。姥姥不识字,脚比奶奶的还要小,她一直住在乡下,住在涿州老家。我小的时候母亲偶尔把她接来,她来了便盘腿坐在床上,整天整天地纳鞋底,上鞋帮,缝棉衣和棉被,一边重复着机械的动作一边给我讲些妖魔鬼怪的故事。母亲听见她讲那些故事,便来制止:“哎呀,别老讲那些迷信的玩艺儿行不行?”姥姥惭愧地笑笑,然后郑重地对我说:“你妈说得对,要好好念书,念好书将来做大官。”母亲哭笑不得:“哎呀哎呀,我这么说了吗?”姥姥再次抱歉地笑,抬头看四周,看玻璃上的夕阳,看院子里满树盛开的海棠花,再低下头去看手中的针线,把笑和笑中的迷茫都咽回肚里去……
现在我常想,姥姥知不知道二姥姥的存在呢?照理说她应该知道,可在我的记忆里她对此好象没有任何态度,笑骂也无,恨怨也无。也许这正是她的德性,或者正是她的无奈。姥姥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姥爷对她真正是一个空白的人形;她见到姥爷之前姥爷是个不确定的人形,见到姥爷之后,只不过那人形已不可更改。那个空白的人形,有二姥姥可以使之嘻笑怒骂声色俱全。姥姥呢,她的快乐和盼望在哪儿?针针线线她从一个小姑娘长成了女人,吹吹打打那个人形来了,张灯结彩他们拜了堂成了亲,那个人形把她娶下并使她生养了几个孩子,然后呢,却连那人形也不常见,依然是针针线线度着时光。也不知道那人形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忽然一声枪响,她一向空白的世界里惟活生生地跳出了恐怖和屈辱,至死难逃……
母亲呢,则因此没上成大学。那声枪响之后母亲生下了我,其时父亲大学尚未毕业,为了生计母亲去读了一个会计速成学校。母亲的愿望其实很多。我双腿瘫痪后悄悄地学写作,母亲知道了,跟我说,她年轻时的理想也是写作。这样说时,我见她脸上的笑与姥姥当年的一模一样,也是那样惭愧地张望四周,看窗上的夕阳,看院中的老海棠树。但老海棠树已经枯死,枝干上爬满豆蔓,开着单薄的豆花。
母亲说,她中学时的作文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给全班同学朗读。母亲说,班上还有个作文写得好的,是个男同学。“前些天咱们看的那个电影,编剧可能就是他。”“可能?为什么?”“反正那编剧的姓名跟他一字不差。”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客人,偏巧认识那个编剧,母亲便细细询问:性别、年龄、民族,都对;身材相貌也不与当年那个少年可能的发展相悖。母亲就又急慌慌地问:“他的老家呢,是不是涿州?”这一回客人含笑摇头。母亲说:“那您有机会给问问……”我喊起来:“问什么问!”母亲的意思是想给我找个老师,我的意思是滚他妈的什么老师吧!——那时我刚坐进轮椅,一副受压迫者的病态心理。
有一年作协开会,我从“与会作家名录”上知道了那个人的藉贯:河北涿州。其时母亲已经去世。忽然一个念头撞进我心里:母亲单是想给我找个老师吗?
母亲漂亮,且天性浪漫,那声枪响之后她的很多梦想都随之消散了。然而那枪声却一直都不消散。文化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有一天我去找她,办公室里只她一个人在埋头扒拉算盘。“怎么就您一个?”“都去造反了。”“不让您去?”“别瞎说,是我自己要干的。有人抓革命,也得有人促生产呀?”很久以后我才听懂,这是那声枪响磨砺出的明智——凭母亲的出身,万勿沾惹政治才是平安之策。那天我跟母亲说我要走了,大串联去。“去哪儿?”“全国,管它哪儿。”我满腔豪情满怀诗意。母亲给了我十五块钱——十块整的一针一线给我缝在内衣上,五块零钱(一个两元、两个一元和十张一角的)分放在外衣的几个衣兜里。“那我就走了。”我说。母亲抓住我,看着我的眼睛:“有些事,我是说咱自己家里的事,懂吗?不一定要跟别人说。”我点点头,豪情和诗意随之消散大半。母亲仍不放手:“记住,跟谁也别说,跟你最要好的同学也别说。倒不是要隐瞒什么,只不过……只不过是没那个必要……”
又过了很多年,有人从老家带来一份县志,上面竟有几篇对姥爷的颂扬文字,使那空白的人形有了一点儿确定的形象。文中说到他的抗日功劳,说到他的教育成就,余者不提。那时姥姥和母亲早都不在人间,奶奶和父亲也已去世。那时,大舅从几十年杳无音信之中忽然回来,一头白发,满面苍桑。大舅捧着那县志,半天不说话,惟手和脸簇簇地抖。
史铁生《一个人形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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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形空白,史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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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见过我应该叫他“姥爷”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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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于我出生前的一次“镇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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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偶尔听见他,听见“姥爷”这个词,觉得这个词后面相应地应该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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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哪儿?”“他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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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于是相应地有了一个人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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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这空白中仍填画不出具体的音容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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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听说他就象听说非洲,就象听说海底或宇宙黑洞,甚至就象听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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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一个概念,一团无从接近的虚缈的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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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虚缈并不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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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风,风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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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树的摇动,云的变幻,帽子被刮跑了,或者眼睛让尘沙迷住……因而,姥爷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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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因言说而在,不过言说也可以是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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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亲的沉默,是她躲闪的目光和言谈中的警惕,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或者无奈中父亲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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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形的空白里必定藏着危险,否则为什么它一出现大家就都变得犹豫,沉闷,甚至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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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危险,莫名但是确凿,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胁,所以我从不多问,听凭童年在那样一种风中长大成中国人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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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有一天,母亲郑重地对我讲了姥爷的事,那风还是显得突然与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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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刚刚迈进十五岁的时候,早春的一个午后,母亲说:“太阳多好呀,咱们干吗不出去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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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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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猜到,那危险终于要露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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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天的杨花垂垂挂挂,随风摇荡,果然,在那明媚的阳光中传来了那一声枪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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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枪声沉闷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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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姥爷”一词从不出现,母亲只说“他”,不用解释我听得懂那是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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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问,只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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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其实连听也没听,那枪声隐匿多年终于传进这个下午,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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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在这一时刻漂流进一种叫作“历史”的东西里去了,永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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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艰难地讲着,我惟默默地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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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定大感意外:这孩子怎么会这么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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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必是这样想,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小心地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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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过几里长的郊区公路,车马稀疏,人声遥远,满天都是杨花,满地都是杨花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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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别的花都还没开,田野一片旷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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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若干年里,这个人,偶尔从亲戚们谨慎的叹息之中跳出来,在那空白里幽灵似地闪现,犹犹豫豫期期艾艾,更加云遮雾障面目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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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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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他没想到,老家的人谁也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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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他让日本人抓了去,打得死去活来,这下大伙才知道他是个抗日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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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听说有人把他救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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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去了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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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那年,有人说又看见他了,说他领着队伍进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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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跑到街上去看,可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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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骑着高头大马跟几个军官走在队伍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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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们早都说过,从小就看他是个人材,上学的时候门门儿功课都第一……可惜啦,他参加的是国民党,这国民党可把给他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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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呀,那可真叫是先知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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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过他在村儿里办幼儿园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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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筹款弄了几间房,办幼儿园,办夜校,挨家挨户去请人家来上课,孩子们都去学唱歌,大人都得去识字,我还让他叫去给夜校讲过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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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算命的说过,这人就是忒能了,刚愎自用,惹下好些人,就怕日后要遭小人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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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解放时他的大儿子从外头回来,劝他快走,先到别的地方躲躲,躲过这阵子再说,他不听嘛……他说我又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共产党顺天意得民心那好嘛,我让位就是,可是你们记住,谁来了我也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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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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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其实没他什么事了,他去了北京,想着是弃政从商塌塌实实做生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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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据说是他当年的一个属下,给他编造了好些个没影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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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做人呀,什么时候也不能太得罪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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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只要躲过了那几天,他不会有什么大事,怎么说也不能有死罪……直到大祸临头他也没想到过他能有死罪……抓他的时候他说:行呵,我有什么罪就服什么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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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必定隐匿着一个故事,悲惨的,或者竟是滑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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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没有兴致去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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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去调查、去搜集他的行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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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不敢问这个故事,现在还是不敢——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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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有时候是必要的,有时候让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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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难免为故事的要求所迫:动人心弦,感人泪下,起伏跌宕,总之它要的是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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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呢,它仅仅是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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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真实的困苦变成了另一些人编织的愉快,一个时代的绝望与祈告,变成了另一个时代的潇洒的文字调遣,不能说这不正当,但其间总似拉开着一个巨大的空当,从中走漏了更要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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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更要紧的情节,也不是更要紧的道理,是更要紧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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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敢问,是这个隐匿的故事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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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这个词,留下来的不是故事,而是一个隐匿的故事,是我从童年到少年一直到青年的所有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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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从小就蹲在那片虚缈、飘动的人形空白下面,不敢抬头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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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童年的游戏里面都有它的阴影,所有的睡梦里都有它的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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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一懂事便走在它的恐怖之中,所有少年的期待里面都有它在闪动,所有的憧憬之中都有它黑色的翅膀在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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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里总似潜伏着凄哀,晚风中总似飘荡着它的沉郁,飘荡着姥姥的心惊胆战,母亲的噤若寒蝉,奶奶和父亲的顾左右而言他,二姥姥不知所归的颤抖,乃至幼儿园里那两个老太太的慌张……因此,我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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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它一旦成为故事就永远只是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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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片虚缈的飘动未必是要求着一个具体的形象,未必是要求着情节,多么悲惨和荒诞的情节都不会有什么新意,它在要求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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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代人的迷茫与寻觅,仇恨与歧途,年轻与衰老,最终所能要求的都是: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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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我从电视中看见,一个懂得忏悔的人,走到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墓前,双腿下跪,我于是知道忏悔不应当只是一代人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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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我又从电视中看见,一个懂得祈祷的人走到二战德国阵亡士兵的墓前默立哀悼,我于是看见了祈祷的全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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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给我留下的记忆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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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不识字,脚比奶奶的还要小,她一直住在乡下,住在涿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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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母亲偶尔把她接来,她来了便盘腿坐在床上,整天整天地纳鞋底,上鞋帮,缝棉衣和棉被,一边重复着机械的动作一边给我讲些妖魔鬼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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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听见她讲那些故事,便来制止:“哎呀,别老讲那些迷信的玩艺儿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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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惭愧地笑笑,然后郑重地对我说:“你妈说得对,要好好念书,念好书将来做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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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哭笑不得:“哎呀哎呀,我这么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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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再次抱歉地笑,抬头看四周,看玻璃上的夕阳,看院子里满树盛开的海棠花,再低下头去看手中的针线,把笑和笑中的迷茫都咽回肚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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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常想,姥姥知不知道二姥姥的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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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她应该知道,可在我的记忆里她对此好象没有任何态度,笑骂也无,恨怨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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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正是她的德性,或者正是她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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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姥爷对她真正是一个空白的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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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空白的人形,有二姥姥可以使之嘻笑怒骂声色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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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呢,她的快乐和盼望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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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针线线她从一个小姑娘长成了女人,吹吹打打那个人形来了,张灯结彩他们拜了堂成了亲,那个人形把她娶下并使她生养了几个孩子,然后呢,却连那人形也不常见,依然是针针线线度着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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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道那人形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忽然一声枪响,她一向空白的世界里惟活生生地跳出了恐怖和屈辱,至死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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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呢,则因此没上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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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09,866 --> 00:17:23,866
那声枪响之后母亲生下了我,其时父亲大学尚未毕业,为了生计母亲去读了一个会计速成学校。
90
00:17:23,866 --> 00:17:26,833
母亲的愿望其实很多。
91
00:17:26,833 --> 00:17:38,666
我双腿瘫痪后悄悄地学写作,母亲知道了,跟我说,她年轻时的理想也是写作。
92
00:17:38,666 --> 00:17:58,166
这样说时,我见她脸上的笑与姥姥当年的一模一样,也是那样惭愧地张望四周,看窗上的夕阳,看院中的老海棠树。
93
00:17:58,166 --> 00:18:10,033
但老海棠树已经枯死,枝干上爬满豆蔓,开着单薄的豆花。
94
00:18:10,033 --> 00:18:19,200
母亲说,她中学时的作文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给全班同学朗读。
95
00:18:19,200 --> 00:18:25,800
母亲说,班上还有个作文写得好的,是个男同学。
96
00:18:25,800 --> 00:18:31,866
“前些天咱们看的那个电影,编剧可能就是他。”
97
00:18:31,866 --> 00:18:34,933
“可能?为什么?”
98
00:18:34,933 --> 00:18:39,933
“反正那编剧的姓名跟他一字不差。”
99
00:18:39,933 --> 00:18:54,033
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客人,偏巧认识那个编剧,母亲便细细询问:性别、年龄、民族,都对
100
00:18:54,033 --> 00:18:59,333
身材相貌也不与当年那个少年可能的发展相悖。
101
00:18:59,333 --> 00:19:07,066
母亲就又急慌慌地问:“他的老家呢,是不是涿州?”
102
00:19:07,066 --> 00:19:11,633
这一回客人含笑摇头。
103
00:19:11,633 --> 00:19:21,966
母亲说:“那您有机会给问问……”我喊起来:“问什么问!”
104
00:19:21,966 --> 00:19:33,233
母亲的意思是想给我找个老师,我的意思是滚他妈的什么老师吧!
105
00:19:33,233 --> 00:19:43,400
——那时我刚坐进轮椅,一副受压迫者的病态心理。
106
00:19:43,400 --> 00:19:55,066
有一年作协开会,我从“与会作家名录”上知道了那个人的藉贯:河北涿州。
107
00:19:55,066 --> 00:19:59,566
其时母亲已经去世。
108
00:19:59,566 --> 00:20:12,600
忽然一个念头撞进我心里:母亲单是想给我找个老师吗?
109
00:20:12,600 --> 00:20:23,633
母亲漂亮,且天性浪漫,那声枪响之后她的很多梦想都随之消散了。
110
00:20:23,633 --> 00:20:28,600
然而那枪声却一直都不消散。
111
00:20:28,600 --> 00:20:39,233
文化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有一天我去找她,办公室里只她一个人在埋头扒拉算盘。
112
00:20:39,233 --> 00:20:43,766
“怎么就您一个?”“都去造反了。”
113
00:20:43,766 --> 00:20:45,233
“不让您去?”
114
00:20:45,233 --> 00:20:48,733
“别瞎说,是我自己要干的。
115
00:20:48,733 --> 00:20:54,566
有人抓革命,也得有人促生产呀?”
116
00:20:54,566 --> 00:21:09,433
很久以后我才听懂,这是那声枪响磨砺出的明智——凭母亲的出身,万勿沾惹政治才是平安之策。
117
00:21:09,433 --> 00:21:15,400
那天我跟母亲说我要走了,大串联去。
118
00:21:15,400 --> 00:21:17,233
“去哪儿?”
119
00:21:17,233 --> 00:21:24,233
“全国,管它哪儿。”我满腔豪情满怀诗意。
120
00:21:24,233 --> 00:21:45,066
母亲给了我十五块钱——十块整的一针一线给我缝在内衣上,五块零钱(一个两元、两个一元和十张一角的)分放在外衣的几个衣兜里。
121
00:21:45,066 --> 00:21:47,000
“那我就走了。”
122
00:21:47,000 --> 00:21:49,133
我说。
123
00:21:49,133 --> 00:22:01,133
母亲抓住我,看着我的眼睛:“有些事,我是说咱自己家里的事,懂吗?
124
00:22:01,133 --> 00:22:04,800
不一定要跟别人说。”
125
00:22:04,800 --> 00:22:11,833
我点点头,豪情和诗意随之消散大半。
126
00:22:11,833 --> 00:22:20,433
母亲仍不放手:“记住,跟谁也别说,跟你最要好的同学也别说。
127
00:22:20,433 --> 00:22:30,800
倒不是要隐瞒什么,只不过……只不过是没那个必要……”
128
00:22:30,800 --> 00:22:46,566
又过了很多年,有人从老家带来一份县志,上面竟有几篇对姥爷的颂扬文字,使那空白的人形有了一点儿确定的形象。
129
00:22:46,566 --> 00:22:56,800
文中说到他的抗日功劳,说到他的教育成就,余者不提。
130
00:22:56,800 --> 00:23:08,333
那时姥姥和母亲早都不在人间,奶奶和父亲也已去世。
131
00:23:08,333 --> 00:23:21,400
那时,大舅从几十年杳无音信之中忽然回来,一头白发,满面苍桑。
132
00:23:21,400 --> 00:23:33,300
大舅捧着那县志,半天不说话,惟手和脸簇簇地抖。
我没见过我应该叫他“姥爷”的那个人。他死于我出生前的一次“镇反”之中。
小时候我偶尔听见他,听见“姥爷”这个词,觉得这个词后面相应地应该有一个人。“他在哪儿?”“他已经死了。”这个词于是相应地有了一个人形的空白。时至今日,这空白中仍填画不出具体的音容举止。因此我听说他就象听说非洲,就象听说海底或宇宙黑洞,甚至就象听说死;他只是一个概念,一团无从接近的虚缈的飘动。
但这虚缈并不是无。就象风,风是什么样子?是树的摇动,云的变幻,帽子被刮跑了,或者眼睛让尘沙迷住……因而,姥爷一直都在。任何事物都因言说而在,不过言说也可以是沉默。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亲的沉默,是她躲闪的目光和言谈中的警惕,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或者无奈中父亲的谎言。那人形的空白里必定藏着危险,否则为什么它一出现大家就都变得犹豫,沉闷,甚至惊慌?那危险,莫名但是确凿,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胁,所以我从不多问,听凭童年在那样一种风中长大成中国人的成熟。
但当有一天,母亲郑重地对我讲了姥爷的事,那风还是显得突然与猛烈。
那是我刚刚迈进十五岁的时候,早春的一个午后,母亲说:“太阳多好呀,咱们干吗不出去走走?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说了。”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猜到,那危险终于要露面了。满天的杨花垂垂挂挂,随风摇荡,果然,在那明媚的阳光中传来了那一声枪响。那枪声沉闷之极。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姥爷”一词从不出现,母亲只说“他”,不用解释我听得懂那是指谁。我不问,只是听。或者其实连听也没听,那枪声隐匿多年终于传进这个下午,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童年,在这一时刻漂流进一种叫作“历史”的东西里去了,永不复返。
母亲艰难地讲着,我惟默默地走路。母亲一定大感意外:这孩子怎么会这么镇静?我知道她必是这样想,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小心地摸索。我们走过几里长的郊区公路,车马稀疏,人声遥远,满天都是杨花,满地都是杨花的尸体。那时候别的花都还没开,田野一片旷然。
随后的若干年里,这个人,偶尔从亲戚们谨慎的叹息之中跳出来,在那空白里幽灵似地闪现,犹犹豫豫期期艾艾,更加云遮雾障面目难清——
“他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吧?别说他没想到,老家的人谁也没想到……”
“那年他让日本人抓了去,打得死去活来,这下大伙才知道他是个抗日的呀……”
“后来听说有人把他救了出去。没人知道去了哪儿。日本投降那年,有人说又看见他了,说他领着队伍进了城。我们跑到街上去看,可不是吗?他骑着高头大马跟几个军官走在队伍前头……”
“老人们早都说过,从小就看他是个人材,上学的时候门门儿功课都第一……可惜啦,他参加的是国民党,这国民党可把给他害了……”
“这个人呀,那可真叫是先知先觉!听说过他在村儿里办幼儿园的事吗?自己筹款弄了几间房,办幼儿园,办夜校,挨家挨户去请人家来上课,孩子们都去学唱歌,大人都得去识字,我还让他叫去给夜校讲过课呢……”
“有个算命的说过,这人就是忒能了,刚愎自用,惹下好些人,就怕日后要遭小人算计……”
“快解放时他的大儿子从外头回来,劝他快走,先到别的地方躲躲,躲过这阵子再说,他不听嘛……他说我又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共产党顺天意得民心那好嘛,我让位就是,可是你们记住,谁来了我也不跑。我为什么要跑?”
“后来其实没他什么事了,他去了北京,想着是弃政从商塌塌实实做生意去。可是,据说是他当年的一个属下,给他编造了好些个没影儿的事。唉,做人呀,什么时候也不能太得罪了人……”
“其实,只要躲过了那几天,他不会有什么大事,怎么说也不能有死罪……直到大祸临头他也没想到过他能有死罪……抓他的时候他说:行呵,我有什么罪就服什么刑去。”
这里面必定隐匿着一个故事,悲惨的,或者竟是滑稽的故事。但我没有兴致去考证。我不想去调查、去搜集他的行迹。从小我就不敢问这个故事,现在还是不敢——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故事有时候是必要的,有时候让人怀疑。故事难免为故事的要求所迫:动人心弦,感人泪下,起伏跌宕,总之它要的是引人入胜。结果呢,它仅仅是一个故事了。一些人真实的困苦变成了另一些人编织的愉快,一个时代的绝望与祈告,变成了另一个时代的潇洒的文字调遣,不能说这不正当,但其间总似拉开着一个巨大的空当,从中走漏了更要紧的东西。
不是更要紧的情节,也不是更要紧的道理,是更要紧的心情。
“姥爷”这个词,留下来的不是故事,而是一个隐匿的故事,是我从童年到少年一直到青年的所有惧怕。我记得我从小就蹲在那片虚缈、飘动的人形空白下面,不敢抬头张望。所有童年的游戏里面都有它的阴影,所有的睡梦里都有它的嚣叫。我记得我一懂事便走在它的恐怖之中,所有少年的期待里面都有它在闪动,所有的憧憬之中都有它黑色的翅膀在扑打。阳光里总似潜伏着凄哀,晚风中总似飘荡着它的沉郁,飘荡着姥姥的心惊胆战,母亲的噤若寒蝉,奶奶和父亲的顾左右而言他,二姥姥不知所归的颤抖,乃至幼儿园里那两个老太太的慌张……因此,我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我怕它一旦成为故事就永远只是一个故事了。而那片虚缈的飘动未必是要求着一个具体的形象,未必是要求着情节,多么悲惨和荒诞的情节都不会有什么新意,它在要求祈祷。多少代人的迷茫与寻觅,仇恨与歧途,年轻与衰老,最终所能要求的都是:祈祷。
有一年我从电视中看见,一个懂得忏悔的人,走到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墓前,双腿下跪,我于是知道忏悔不应当只是一代人的心情。有一年,我又从电视中看见,一个懂得祈祷的人走到二战德国阵亡士兵的墓前默立哀悼,我于是看见了祈祷的全部方向。
姥姥给我留下的记忆很少。姥姥不识字,脚比奶奶的还要小,她一直住在乡下,住在涿州老家。我小的时候母亲偶尔把她接来,她来了便盘腿坐在床上,整天整天地纳鞋底,上鞋帮,缝棉衣和棉被,一边重复着机械的动作一边给我讲些妖魔鬼怪的故事。母亲听见她讲那些故事,便来制止:“哎呀,别老讲那些迷信的玩艺儿行不行?”姥姥惭愧地笑笑,然后郑重地对我说:“你妈说得对,要好好念书,念好书将来做大官。”母亲哭笑不得:“哎呀哎呀,我这么说了吗?”姥姥再次抱歉地笑,抬头看四周,看玻璃上的夕阳,看院子里满树盛开的海棠花,再低下头去看手中的针线,把笑和笑中的迷茫都咽回肚里去……
现在我常想,姥姥知不知道二姥姥的存在呢?照理说她应该知道,可在我的记忆里她对此好象没有任何态度,笑骂也无,恨怨也无。也许这正是她的德性,或者正是她的无奈。姥姥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姥爷对她真正是一个空白的人形;她见到姥爷之前姥爷是个不确定的人形,见到姥爷之后,只不过那人形已不可更改。那个空白的人形,有二姥姥可以使之嘻笑怒骂声色俱全。姥姥呢,她的快乐和盼望在哪儿?针针线线她从一个小姑娘长成了女人,吹吹打打那个人形来了,张灯结彩他们拜了堂成了亲,那个人形把她娶下并使她生养了几个孩子,然后呢,却连那人形也不常见,依然是针针线线度着时光。也不知道那人形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忽然一声枪响,她一向空白的世界里惟活生生地跳出了恐怖和屈辱,至死难逃……
母亲呢,则因此没上成大学。那声枪响之后母亲生下了我,其时父亲大学尚未毕业,为了生计母亲去读了一个会计速成学校。母亲的愿望其实很多。我双腿瘫痪后悄悄地学写作,母亲知道了,跟我说,她年轻时的理想也是写作。这样说时,我见她脸上的笑与姥姥当年的一模一样,也是那样惭愧地张望四周,看窗上的夕阳,看院中的老海棠树。但老海棠树已经枯死,枝干上爬满豆蔓,开着单薄的豆花。
母亲说,她中学时的作文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给全班同学朗读。母亲说,班上还有个作文写得好的,是个男同学。“前些天咱们看的那个电影,编剧可能就是他。”“可能?为什么?”“反正那编剧的姓名跟他一字不差。”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客人,偏巧认识那个编剧,母亲便细细询问:性别、年龄、民族,都对;身材相貌也不与当年那个少年可能的发展相悖。母亲就又急慌慌地问:“他的老家呢,是不是涿州?”这一回客人含笑摇头。母亲说:“那您有机会给问问……”我喊起来:“问什么问!”母亲的意思是想给我找个老师,我的意思是滚他妈的什么老师吧!——那时我刚坐进轮椅,一副受压迫者的病态心理。
有一年作协开会,我从“与会作家名录”上知道了那个人的藉贯:河北涿州。其时母亲已经去世。忽然一个念头撞进我心里:母亲单是想给我找个老师吗?
母亲漂亮,且天性浪漫,那声枪响之后她的很多梦想都随之消散了。然而那枪声却一直都不消散。文化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有一天我去找她,办公室里只她一个人在埋头扒拉算盘。“怎么就您一个?”“都去造反了。”“不让您去?”“别瞎说,是我自己要干的。有人抓革命,也得有人促生产呀?”很久以后我才听懂,这是那声枪响磨砺出的明智——凭母亲的出身,万勿沾惹政治才是平安之策。那天我跟母亲说我要走了,大串联去。“去哪儿?”“全国,管它哪儿。”我满腔豪情满怀诗意。母亲给了我十五块钱——十块整的一针一线给我缝在内衣上,五块零钱(一个两元、两个一元和十张一角的)分放在外衣的几个衣兜里。“那我就走了。”我说。母亲抓住我,看着我的眼睛:“有些事,我是说咱自己家里的事,懂吗?不一定要跟别人说。”我点点头,豪情和诗意随之消散大半。母亲仍不放手:“记住,跟谁也别说,跟你最要好的同学也别说。倒不是要隐瞒什么,只不过……只不过是没那个必要……”
又过了很多年,有人从老家带来一份县志,上面竟有几篇对姥爷的颂扬文字,使那空白的人形有了一点儿确定的形象。文中说到他的抗日功劳,说到他的教育成就,余者不提。那时姥姥和母亲早都不在人间,奶奶和父亲也已去世。那时,大舅从几十年杳无音信之中忽然回来,一头白发,满面苍桑。大舅捧着那县志,半天不说话,惟手和脸簇簇地抖。
我没见过我应该叫他“姥爷”的那个人。他死于我出生前的一次“镇反”之中。
小时候我偶尔听见他,听见“姥爷”这个词,觉得这个词后面相应地应该有一个人。“他在哪儿?”“他已经死了。”这个词于是相应地有了一个人形的空白。时至今日,这空白中仍填画不出具体的音容举止。因此我听说他就象听说非洲,就象听说海底或宇宙黑洞,甚至就象听说死;他只是一个概念,一团无从接近的虚缈的飘动。
但这虚缈并不是无。就象风,风是什么样子?是树的摇动,云的变幻,帽子被刮跑了,或者眼睛让尘沙迷住……因而,姥爷一直都在。任何事物都因言说而在,不过言说也可以是沉默。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亲的沉默,是她躲闪的目光和言谈中的警惕,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或者无奈中父亲的谎言。那人形的空白里必定藏着危险,否则为什么它一出现大家就都变得犹豫,沉闷,甚至惊慌?那危险,莫名但是确凿,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胁,所以我从不多问,听凭童年在那样一种风中长大成中国人的成熟。
但当有一天,母亲郑重地对我讲了姥爷的事,那风还是显得突然与猛烈。
那是我刚刚迈进十五岁的时候,早春的一个午后,母亲说:“太阳多好呀,咱们干吗不出去走走?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说了。”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猜到,那危险终于要露面了。满天的杨花垂垂挂挂,随风摇荡,果然,在那明媚的阳光中传来了那一声枪响。那枪声沉闷之极。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姥爷”一词从不出现,母亲只说“他”,不用解释我听得懂那是指谁。我不问,只是听。或者其实连听也没听,那枪声隐匿多年终于传进这个下午,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童年,在这一时刻漂流进一种叫作“历史”的东西里去了,永不复返。
母亲艰难地讲着,我惟默默地走路。母亲一定大感意外:这孩子怎么会这么镇静?我知道她必是这样想,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小心地摸索。我们走过几里长的郊区公路,车马稀疏,人声遥远,满天都是杨花,满地都是杨花的尸体。那时候别的花都还没开,田野一片旷然。
随后的若干年里,这个人,偶尔从亲戚们谨慎的叹息之中跳出来,在那空白里幽灵似地闪现,犹犹豫豫期期艾艾,更加云遮雾障面目难清——
“他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吧?别说他没想到,老家的人谁也没想到……”
“那年他让日本人抓了去,打得死去活来,这下大伙才知道他是个抗日的呀……”
“后来听说有人把他救了出去。没人知道去了哪儿。日本投降那年,有人说又看见他了,说他领着队伍进了城。我们跑到街上去看,可不是吗?他骑着高头大马跟几个军官走在队伍前头……”
“老人们早都说过,从小就看他是个人材,上学的时候门门儿功课都第一……可惜啦,他参加的是国民党,这国民党可把给他害了……”
“这个人呀,那可真叫是先知先觉!听说过他在村儿里办幼儿园的事吗?自己筹款弄了几间房,办幼儿园,办夜校,挨家挨户去请人家来上课,孩子们都去学唱歌,大人都得去识字,我还让他叫去给夜校讲过课呢……”
“有个算命的说过,这人就是忒能了,刚愎自用,惹下好些人,就怕日后要遭小人算计……”
“快解放时他的大儿子从外头回来,劝他快走,先到别的地方躲躲,躲过这阵子再说,他不听嘛……他说我又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共产党顺天意得民心那好嘛,我让位就是,可是你们记住,谁来了我也不跑。我为什么要跑?”
“后来其实没他什么事了,他去了北京,想着是弃政从商塌塌实实做生意去。可是,据说是他当年的一个属下,给他编造了好些个没影儿的事。唉,做人呀,什么时候也不能太得罪了人……”
“其实,只要躲过了那几天,他不会有什么大事,怎么说也不能有死罪……直到大祸临头他也没想到过他能有死罪……抓他的时候他说:行呵,我有什么罪就服什么刑去。”
这里面必定隐匿着一个故事,悲惨的,或者竟是滑稽的故事。但我没有兴致去考证。我不想去调查、去搜集他的行迹。从小我就不敢问这个故事,现在还是不敢——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故事有时候是必要的,有时候让人怀疑。故事难免为故事的要求所迫:动人心弦,感人泪下,起伏跌宕,总之它要的是引人入胜。结果呢,它仅仅是一个故事了。一些人真实的困苦变成了另一些人编织的愉快,一个时代的绝望与祈告,变成了另一个时代的潇洒的文字调遣,不能说这不正当,但其间总似拉开着一个巨大的空当,从中走漏了更要紧的东西。
不是更要紧的情节,也不是更要紧的道理,是更要紧的心情。
因此,不敢问,是这个隐匿的故事的要点。
“姥爷”这个词,留下来的不是故事,而是一个隐匿的故事,是我从童年到少年一直到青年的所有惧怕。我记得我从小就蹲在那片虚缈、飘动的人形空白下面,不敢抬头张望。所有童年的游戏里面都有它的阴影,所有的睡梦里都有它的嚣叫。我记得我一懂事便走在它的恐怖之中,所有少年的期待里面都有它在闪动,所有的憧憬之中都有它黑色的翅膀在扑打。阳光里总似潜伏着凄哀,晚风中总似飘荡着它的沉郁,飘荡着姥姥的心惊胆战,母亲的噤若寒蝉,奶奶和父亲的顾左右而言他,二姥姥不知所归的颤抖,乃至幼儿园里那两个老太太的慌张……因此,我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我怕它一旦成为故事就永远只是一个故事了。而那片虚缈的飘动未必是要求着一个具体的形象,未必是要求着情节,多么悲惨和荒诞的情节都不会有什么新意,它在要求祈祷。多少代人的迷茫与寻觅,仇恨与歧途,年轻与衰老,最终所能要求的都是:祈祷。
有一年我从电视中看见,一个懂得忏悔的人,走到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墓前,双腿下跪,我于是知道忏悔不应当只是一代人的心情。有一年,我又从电视中看见,一个懂得祈祷的人走到二战德国阵亡士兵的墓前默立哀悼,我于是看见了祈祷的全部方向。
姥姥给我留下的记忆很少。姥姥不识字,脚比奶奶的还要小,她一直住在乡下,住在涿州老家。我小的时候母亲偶尔把她接来,她来了便盘腿坐在床上,整天整天地纳鞋底,上鞋帮,缝棉衣和棉被,一边重复着机械的动作一边给我讲些妖魔鬼怪的故事。母亲听见她讲那些故事,便来制止:“哎呀,别老讲那些迷信的玩艺儿行不行?”姥姥惭愧地笑笑,然后郑重地对我说:“你妈说得对,要好好念书,念好书将来做大官。”母亲哭笑不得:“哎呀哎呀,我这么说了吗?”姥姥再次抱歉地笑,抬头看四周,看玻璃上的夕阳,看院子里满树盛开的海棠花,再低下头去看手中的针线,把笑和笑中的迷茫都咽回肚里去……
现在我常想,姥姥知不知道二姥姥的存在呢?照理说她应该知道,可在我的记忆里她对此好象没有任何态度,笑骂也无,恨怨也无。也许这正是她的德性,或者正是她的无奈。姥姥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姥爷对她真正是一个空白的人形;她见到姥爷之前姥爷是个不确定的人形,见到姥爷之后,只不过那人形已不可更改。那个空白的人形,有二姥姥可以使之嘻笑怒骂声色俱全。姥姥呢,她的快乐和盼望在哪儿?针针线线她从一个小姑娘长成了女人,吹吹打打那个人形来了,张灯结彩他们拜了堂成了亲,那个人形把她娶下并使她生养了几个孩子,然后呢,却连那人形也不常见,依然是针针线线度着时光。也不知道那人形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忽然一声枪响,她一向空白的世界里惟活生生地跳出了恐怖和屈辱,至死难逃……
母亲呢,则因此没上成大学。那声枪响之后母亲生下了我,其时父亲大学尚未毕业,为了生计母亲去读了一个会计速成学校。母亲的愿望其实很多。我双腿瘫痪后悄悄地学写作,母亲知道了,跟我说,她年轻时的理想也是写作。这样说时,我见她脸上的笑与姥姥当年的一模一样,也是那样惭愧地张望四周,看窗上的夕阳,看院中的老海棠树。但老海棠树已经枯死,枝干上爬满豆蔓,开着单薄的豆花。
母亲说,她中学时的作文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给全班同学朗读。母亲说,班上还有个作文写得好的,是个男同学。“前些天咱们看的那个电影,编剧可能就是他。”“可能?为什么?”“反正那编剧的姓名跟他一字不差。”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客人,偏巧认识那个编剧,母亲便细细询问:性别、年龄、民族,都对;身材相貌也不与当年那个少年可能的发展相悖。母亲就又急慌慌地问:“他的老家呢,是不是涿州?”这一回客人含笑摇头。母亲说:“那您有机会给问问……”我喊起来:“问什么问!”母亲的意思是想给我找个老师,我的意思是滚他妈的什么老师吧!——那时我刚坐进轮椅,一副受压迫者的病态心理。
有一年作协开会,我从“与会作家名录”上知道了那个人的藉贯:河北涿州。其时母亲已经去世。忽然一个念头撞进我心里:母亲单是想给我找个老师吗?
母亲漂亮,且天性浪漫,那声枪响之后她的很多梦想都随之消散了。然而那枪声却一直都不消散。文化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有一天我去找她,办公室里只她一个人在埋头扒拉算盘。“怎么就您一个?”“都去造反了。”“不让您去?”“别瞎说,是我自己要干的。有人抓革命,也得有人促生产呀?”很久以后我才听懂,这是那声枪响磨砺出的明智——凭母亲的出身,万勿沾惹政治才是平安之策。那天我跟母亲说我要走了,大串联去。“去哪儿?”“全国,管它哪儿。”我满腔豪情满怀诗意。母亲给了我十五块钱——十块整的一针一线给我缝在内衣上,五块零钱(一个两元、两个一元和十张一角的)分放在外衣的几个衣兜里。“那我就走了。”我说。母亲抓住我,看着我的眼睛:“有些事,我是说咱自己家里的事,懂吗?不一定要跟别人说。”我点点头,豪情和诗意随之消散大半。母亲仍不放手:“记住,跟谁也别说,跟你最要好的同学也别说。倒不是要隐瞒什么,只不过……只不过是没那个必要……”
又过了很多年,有人从老家带来一份县志,上面竟有几篇对姥爷的颂扬文字,使那空白的人形有了一点儿确定的形象。文中说到他的抗日功劳,说到他的教育成就,余者不提。那时姥姥和母亲早都不在人间,奶奶和父亲也已去世。那时,大舅从几十年杳无音信之中忽然回来,一头白发,满面苍桑。大舅捧着那县志,半天不说话,惟手和脸簇簇地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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