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人来说，凡是筹划计谋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并要掌握规律背后的依据，这样才能得到实情。根据研究，来确定“三仪”。所谓三仪是指上中下三种情况或者情势。三者互相渗透，就能定出奇谋妙计。而奇计是所向无敌的，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所以郑国人入山采玉时，都要带上指南针，这是为了不迷失方向。揣度才干、估量能力、揣度情理，这是做事的指南。所以，众人同心协力谋划事业，就会关系亲密，共同获得利益；凡是关系疏远的，事后只能有部分人得利；凡是同时被人憎恶而互相亲近的人，共同受到损害；凡是恶习相同而关系疏远的，一定是部分人先受到损害。所以，如果能互相带来利益，就要密切关系，如果相互牵连地造成损害，就要疏远关系，这都是有定数的事情，也是所以要考察异同的原因，凡是这类事情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墙壁坍塌是因为缝隙的存在，树木毁坏是因为树木有节疤，因为缝隙和节疤都是它们的分界之处。因此，事情的突变都由于事物自身的渐变引起的，而事物又生谋略，谋略生于计划，计划生义议论，议认生于游说，游说生于进取，进取生于退却，退却生于控制，事物由此得以控制。可见各种事物的道理是一致的，不论反复多少次也都是有定数的。
一般来说，那些仁人君子必然轻视财货，所以不能用金钱来诱惑他们，反而可以让他们提供财务；勇敢的壮士自然会轻视危难，所以不能用祸患来恐吓他们，可以让他们扼守险要；智慧之人精通术数，通晓理学，不可以用诡诈去欺骗他，却可以用大道理来晓谕他，让他为我们做事，建立功业。这就是所谓会仁人，勇士、智者的“三才”。所以说，愚昧的人容易被蒙蔽，不肖之徒容易被恐吓，贪图便宜的人容易被引诱，所有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所以强大是由微弱积累而成；直壮是由弯曲积累而成；有余是由于不足积累而成；这就是因为“道数”得到了实行。
对那些外表亲近而内心疏远的人，要从内心入手游说，用真诚来打动；对那些内心亲近而外表疏远的人，要从外部入手游说，以求表里如一。因此，要根据对方的疑问所在来改变自己游说的内容；要根据对方的表现来判断游说是否得法；要根据对方的言辞来归纳出游说的要点；要根据情势的变化适时征服对方；要根据对方可能造成的危害来权衡利弊；要根据对方可能造成的祸患来设法防范。揣摩之后加以威胁；抬高之后加以策动；削弱之后加以扶正；符验之后加以响应；拥堵之后加以阻塞；搅乱之后加以迷惑，这就叫做“计谋”。至于计谋的运用，公开进行不如私下谋划，私下谋划不如结党，结党可使双方的关系亲密无间。循规蹈矩不如出奇制胜，奇策实行起来可以无往不胜。所以向君主进行游说时，一定要与他谈论奇策的运用；同样道理，向人臣进行游说时，必须与他谈论私情，才能保全自己。
虽然是自己人，却说有利于外人的话，就要被疏远；如果是外人，却知道太多内情，就就会带来危险。不要拿别人不想要的东西强加于人；不要拿别人不了解的事去说教别人。如果对方有某种爱好，就要学习相关的东西以迎合他的兴趣；如果对方厌恶什么，就要加以避讳，以免引起反感，所以，要进行隐密的谋划和公开的夺取。想要除掉的人，就要放纵他，任其胡为，待其留下把柄时就乘机一举除掉他。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既不喜形于色也不怒目相待的人，是感情深觉的人，可以托之以机密大事。对于了解透彻的人，可以重用，对那些还没了解透彻的重要的是掌握人，绝对不要被人家控制，所以说：“任何事情都贵在制约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所控制。”控制人的人是掌握大权的统治者；被人家控制的人，是唯命是从的被统治者。所以圣人运用谋略的原则是隐而不露，而愚人运用谋略的原则是大肆张扬；有智慧的人成事容易，没有理智慧的人成事困难。由此看来，一旦国家灭亡了就很难复兴；一旦国家骚乱了，就很难安定，所以无为和智慧是最重要的。智慧要用在常人不知道的地方，而能力要用在常人做不到的地方。在施展智谋和才干之后，如果证明是可行的，就要选择相应的时机来实行，这是为自己；如果发现是不可行的，也要选择相应的时机来实行，这是为别人。所以古代的先王所推行的大道是属于“阴”的，古语说“天地的造化，在于高与深；圣人的治道，在于陷与匿。并不是单纯讲求仁慈、义理、忠庆、信守，不过是在维护不偏不倚的正道而已”。如果能彻底认清这种道理的真义，就可以与人交谈。假如双方谈得很投机，就可以发展长远的和目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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