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舜说：“诗是表达情志的，歌是延长诗的语言。” 圣人的教诲所分析的，意义已经很明确了。所以说 “在心里是情志，发出来成为诗”，舒展文辞承载内容，大概就在这里了吧！诗，是秉持的意思，用来秉持人的情性；《诗经》三百篇的主旨，归结为 “思想纯正”，把 “持” 作为诗的训解，是相符的。
人秉承着七种情感，接触外物就会有所感触，感触外物吟咏情志，没有不是自然而然的。从前葛天氏的乐辞，《玄鸟》就在其中；黄帝的《云门》，道理不是凭空而来的。到了尧时有《大唐》之歌，舜创作了《南风》之诗，看这两篇作品，不过是言辞达意罢了。等到大禹治水成功，各项政事和谐就有了歌颂；太康道德败坏，他的五个弟弟都充满怨恨；歌颂美好匡正丑恶，由来已经很久了。从商代到周代，《雅》《颂》体制完备，“四始” 光辉显著，“六义” 周全而深刻。子夏能领会 “素以为绚兮” 的章节含义，子贡能领悟 “如切如磋” 的句子意义，所以卜商、端木赐这两个人，可以和他们谈论诗。自从帝王的恩泽断绝，采诗的人停止采诗，春秋时通过赋诗来观察人的情志，讽诵前代的篇章，用酬答应对来作为宾客的荣耀，谈吐之中展现个人的文采。到了楚国的讽谏怨恨之作，《离骚》就是其中的代表。秦始皇焚毁典籍，也创作了《仙诗》。
汉朝初期的四言诗，韦孟是首先创作的，他匡正劝谏的意义，继承了周人的传统。汉武帝喜爱文学，有《柏梁诗》按韵成篇；严忌、司马相如等人，写作诗文没有固定的方法。到汉成帝品评收录诗歌，有三百多篇，朝廷的典章和各地采集的诗歌，也可以说是完备了。然而文人遗留下来的作品中，没有见到五言诗，所以李陵、班婕妤的五言诗被后代怀疑不是他们的作品。考察《召南・行露》，已经开始有了半章五言；孺子的《沧浪》，也有全篇的五言；《暇豫》是优伶的歌谣，远在春秋时期就有了；《邪径》是童谣，近在汉成帝时代；从时间上取证，五言诗的出现已经很久了。又有古诗写得很优美，有的说是枚乘所作，其中《孤竹》一篇，有人认为是傅毅的作品。对比文采加以推断，是两汉时期的作品。看这些诗的结构和文辞，质朴而不粗野，委婉地附着于事物，惆怅之情切合内心，实在是五言诗中的佼佼者。至于张衡的《怨篇》，清新典雅值得品味；《仙诗缓歌》，很有新的声调。
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诗蓬勃发展，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放开缰绳尽情驰骋；王粲、徐干、应玚、刘桢，望着前路争相驱驰；他们都喜爱风月，亲近池苑，叙述恩宠荣耀，描写酣畅的宴会，慷慨地抒发意气，豁达地施展才华；抒写情怀指向事物，不追求细密的精巧，驱遣文辞描绘形貌，只取明白清晰的能力，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到了正始时期阐明道家思想，诗中夹杂着求仙的心思；何晏等人的诗，大多浮浅。只有嵇康的情志清峻，阮籍的意旨深远，所以能够突出。至于应璩的《百一诗》，特立独行无所畏惧，文辞含蓄意义忠贞，也是曹魏时期正直的遗留。
晋代的众多才子，渐渐趋向于轻靡绮丽。张载、张协、潘岳、左思、陆机等人，在诗坛上并驾齐驱，文采比正始时期更丰富，笔力比建安时期柔弱。有的剖析文辞认为精妙，有的流荡柔靡自认为美好，这是大概的情况。东晋的诗篇创作，沉溺于玄风之中，嘲笑追求事功的志向，崇尚忘怀世情的谈论，袁宏、孙绰等人以下，虽然各自都有雕琢的文采，但文辞意趣一致，没有人能和他们争雄，所以郭景纯的《游仙诗》，挺拔而成为佳作。刘宋初期的诗歌创作，体制有因袭有变革。庄老思想退去，山水诗蓬勃发展；追求骈俪的文采，百字的对偶，一句的新奇都要争胜，情致上一定要极尽形貌来描写事物，文辞上一定要用尽心力来追求新奇，这是近代所竞相追求的。
所以全面地观看各个朝代的诗歌，情感变化的规律就可以考察；概括出相同和不同之处，诗歌的纲领要点就可以明白了。至于四言诗的正统体制，以雅正温润为本；五言诗的流行格调，以清丽为宗，华丽和朴实的作用不同，就看作者的才能适合哪种。所以张衡的诗得到了雅正，嵇康的诗包含了温润，张华的诗凝聚了清新，左思的诗振起了华丽，兼善众长的是曹植和王粲，偏于美好的是左思和刘桢。然而诗有固定的体裁，构思没有固定的位置，根据性情适应天分，很少有人能做到圆通。如果能精妙地认识到作诗的难处，那么容易的境界就会到来；如果忽视作诗的难度认为很容易，那么困难就会来临。至于三言、六言和杂言诗，出自诗篇；离合诗的产生，萌芽于图谶；回文诗的兴起，以道原开始；联句共韵的诗，是《柏梁诗》留下的体制；篇幅大小或许不同，但情理是相同的，总归都在诗歌的范围之内，所以不再详细论述了。
赞语说：
人天生就有情志，是咏歌所包含的内容。诗歌兴起于盛世，《周南》《召南》风流美好。
和神理相契合，与政治秩序相关联。精华更加繁缛，万代永远让人喜爱。
0
